2026-04-17媒體報導
【生命力徵文】標籤 - 李欣怡
2025 年下半年，由台灣公益聯盟舉行的「生命力徵文活動」，希望藉由身心障礙者的生命故事及感受讓大家對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感謝參與的每一位朋友，藉由您的分享將啟發更多不同的人群，透過這些故事，讓社會有更多的包容與關懷 💪
最近又有博愛座的影片在網路瘋傳，主角是個眼盲的女孩坐在博愛座滑手機，被一位大媽指責沒有讓座。女孩表示是有身障手冊的盲人，大媽質疑地說：「眼睛看不見還可以滑手機？妳騙誰啊！」
讓我想起有次打著手杖上公車，好心的乘客引導我坐在博愛座，坐定後把伸縮手杖塞進包包開始滑手機。隨著公車一站一站的推進，車上人愈來愈多，在一片吵雜聲中，一股刺耳的批評鑽進我耳裡，是兩位阿桑的竊竊私語：「年青人好手好腳還不知羞恥坐在博愛座。」「嘿咩，我們講這麼久了還一直滑手機假裝沒聽見。」一時間還在懷疑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坐在博愛座？就感覺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說：「小姐，有位老奶奶上車，妳可以讓座給她嗎？」我放下手機抬起頭說：「可以啊，但是我看不見，請帶我站到安全的位置。」邊說邊展開我的手杖。頓時兩位阿桑啞口無言，拍我的小姐連聲道歉：「啊！對不起，看妳在滑手機不知道妳看不見。」
這樣的劇情天天在視障者生活中上演。雖然近年來政府推行融合教育，加上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倡議，以及各種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的推動，的確在寶島處處都可見天使對身障者伸出援手。但不可否認的是大部份人對眼盲的殘缺論仍給視障者貼上標籤，認為失去視覺就等於失去所有的能力，所以視障者怎麼可以滑手機？
有次女兒請我吃生日大餐。女兒報讀完菜單後請服務生到桌邊。我問：「請問今天主廚推薦的鮭魚怎麼料理？」服務生很客氣的對女兒說：「請問這位是您的？」女兒回：「媽媽。」服務生繼續對女兒說：「請跟媽媽說今天的鮭魚是鐵板慢煎，呈現外酥裡嫩的口感。」我很無奈接著問：「今天的公司湯是什麼呢？」服務生仍對著女兒說：「請跟媽媽說今天的湯是洋蔥濃湯。」女兒忍不住翻個白眼回：「媽媽只是看不見，不是聽不到。」然後一定是服務生尷尬的一聲：「對不起。」
這樣先入為主的殘缺論標籤屢見不鮮，我就經常被問：「妳看不見怎麼吃飯？」有誰吃飯是對著鏡子看見自己的嘴才能放進食物的呢？又或者認定視障者只能從事按摩。記得有次搭乘捷運時，坐在旁邊的阿伯看我打著手杖，對我說：「長那麼漂亮眼睛看不見好可惜，在哪按摩啊？我去給妳捧場。」我笑回：「謝謝讚美，但我沒做按摩，我做音樂表演。」阿伯繼續說：「哇！做按摩還學音樂，很上進。有沒有名片，我去給妳捧場。」我只能苦笑。迷思與框架果然限制了大家對視障的想像。
這就是大部份人的隱性偏見，總是下意識的把視障與限制畫上等號，所以視障者怎麼可能滑手機？怎麼可能跳舞？怎麼可能打棒球？因此當限制被突破，甚至超越預設的不可能，標籤會自然而然的被放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就變成殘缺論的另一端即超能力論。
所謂超能力論就是認定視障者因為眼盲，所以嗅覺、聽覺、觸覺一定優於常人。但視障者和大家一樣也是有差異性，好比並不是原住民就一定擁有好歌喉。
每次參加香芬課，絕大部份的老師在開場一定會說：「相信你們的嗅覺一定比一般人好。」結果一定有視障生無法分辨檸檬精油和柑橘精油。又或者音樂課，老師也會先入為主的認定：「你們看不見一定有很好的聽覺。」結果一定有視障生連一小節拍四下都搞得暈頭轉向。
就說我所屬的「盲果戰隊一人一故事劇團」，我可以在舞台上自信的展現肢體即興獨舞，但不是每個視障團員都可以自由的運用肢體，但他們有人節奏感很好，有人很會講故事。於是我們各展所長，有的擔任樂師，有的擔任演員，有的擔任舞者，共同創造一齣齣感人的劇。
從小我就喜歡唱歌跳舞，縱使31歲全盲後仍不放棄對藝術的喜好。每每站在舞台展現台下的十年功，絕大部份的人都會說：「妳看不見還可以這樣、、、那樣、、、好感動。」結果往往都是視障的標籤大於才藝。
限制視障者的形象往往不是眼盲的缺口，而是社會的框架。大家過度的同情或過度的期待成為隱形的障礙，反而比看不見更沈重。
「標籤」，就像一堵無形的高牆，阻擋了我們真正認識彼此的機會。無論是「身障者就該被同情」，還是「身障者一定有超能力」，這些單一的論調都無法描繪一個人的全貌。真正的尊重不是過度同情，也不是刻意讚美，而是單純地看待身障者是一個擁有不同特質的「人」。身障者一樣有優點也有缺點，有專長也有不足，需要被看見的是鮮活的生命，而不再是被簡化的標籤。
-
作者簡介與作品發想
李欣怡，23歲失明後人生更精彩。得過兩屆模範母親以及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擔任廣播主持人及電視主播；擁有芳療師、調香師、健康管理師認證。現任紫色奇蹟芳療工作室主理，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講師。
「盲果戰隊一人一故事劇團」每次的公演都會收到99%的回饋：「你們看不見還可以演戲、唱歌、跳舞，真的好厲害。」特別是團中有位雙重障礙者，光站上台不需任何表演就可讓觀眾感動。原因是外顯的障礙已佔具觀眾的眼光。這就是社會框架給身障者貼上的殘缺標籤。這張標籤也許永遠都撕不掉，但期待大眾屏除看待弱勢者的僵化印象，從不同面相看待彼此的不同。
盲果戰隊一人一故事劇團
.png)
讓我想起有次打著手杖上公車，好心的乘客引導我坐在博愛座，坐定後把伸縮手杖塞進包包開始滑手機。隨著公車一站一站的推進，車上人愈來愈多，在一片吵雜聲中，一股刺耳的批評鑽進我耳裡，是兩位阿桑的竊竊私語：「年青人好手好腳還不知羞恥坐在博愛座。」「嘿咩，我們講這麼久了還一直滑手機假裝沒聽見。」一時間還在懷疑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坐在博愛座？就感覺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說：「小姐，有位老奶奶上車，妳可以讓座給她嗎？」我放下手機抬起頭說：「可以啊，但是我看不見，請帶我站到安全的位置。」邊說邊展開我的手杖。頓時兩位阿桑啞口無言，拍我的小姐連聲道歉：「啊！對不起，看妳在滑手機不知道妳看不見。」
這樣的劇情天天在視障者生活中上演。雖然近年來政府推行融合教育，加上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倡議，以及各種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的推動，的確在寶島處處都可見天使對身障者伸出援手。但不可否認的是大部份人對眼盲的殘缺論仍給視障者貼上標籤，認為失去視覺就等於失去所有的能力，所以視障者怎麼可以滑手機？
有次女兒請我吃生日大餐。女兒報讀完菜單後請服務生到桌邊。我問：「請問今天主廚推薦的鮭魚怎麼料理？」服務生很客氣的對女兒說：「請問這位是您的？」女兒回：「媽媽。」服務生繼續對女兒說：「請跟媽媽說今天的鮭魚是鐵板慢煎，呈現外酥裡嫩的口感。」我很無奈接著問：「今天的公司湯是什麼呢？」服務生仍對著女兒說：「請跟媽媽說今天的湯是洋蔥濃湯。」女兒忍不住翻個白眼回：「媽媽只是看不見，不是聽不到。」然後一定是服務生尷尬的一聲：「對不起。」
這樣先入為主的殘缺論標籤屢見不鮮，我就經常被問：「妳看不見怎麼吃飯？」有誰吃飯是對著鏡子看見自己的嘴才能放進食物的呢？又或者認定視障者只能從事按摩。記得有次搭乘捷運時，坐在旁邊的阿伯看我打著手杖，對我說：「長那麼漂亮眼睛看不見好可惜，在哪按摩啊？我去給妳捧場。」我笑回：「謝謝讚美，但我沒做按摩，我做音樂表演。」阿伯繼續說：「哇！做按摩還學音樂，很上進。有沒有名片，我去給妳捧場。」我只能苦笑。迷思與框架果然限制了大家對視障的想像。
這就是大部份人的隱性偏見，總是下意識的把視障與限制畫上等號，所以視障者怎麼可能滑手機？怎麼可能跳舞？怎麼可能打棒球？因此當限制被突破，甚至超越預設的不可能，標籤會自然而然的被放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就變成殘缺論的另一端即超能力論。
所謂超能力論就是認定視障者因為眼盲，所以嗅覺、聽覺、觸覺一定優於常人。但視障者和大家一樣也是有差異性，好比並不是原住民就一定擁有好歌喉。
每次參加香芬課，絕大部份的老師在開場一定會說：「相信你們的嗅覺一定比一般人好。」結果一定有視障生無法分辨檸檬精油和柑橘精油。又或者音樂課，老師也會先入為主的認定：「你們看不見一定有很好的聽覺。」結果一定有視障生連一小節拍四下都搞得暈頭轉向。
就說我所屬的「盲果戰隊一人一故事劇團」，我可以在舞台上自信的展現肢體即興獨舞，但不是每個視障團員都可以自由的運用肢體，但他們有人節奏感很好，有人很會講故事。於是我們各展所長，有的擔任樂師，有的擔任演員，有的擔任舞者，共同創造一齣齣感人的劇。
從小我就喜歡唱歌跳舞，縱使31歲全盲後仍不放棄對藝術的喜好。每每站在舞台展現台下的十年功，絕大部份的人都會說：「妳看不見還可以這樣、、、那樣、、、好感動。」結果往往都是視障的標籤大於才藝。
限制視障者的形象往往不是眼盲的缺口，而是社會的框架。大家過度的同情或過度的期待成為隱形的障礙，反而比看不見更沈重。
「標籤」，就像一堵無形的高牆，阻擋了我們真正認識彼此的機會。無論是「身障者就該被同情」，還是「身障者一定有超能力」，這些單一的論調都無法描繪一個人的全貌。真正的尊重不是過度同情，也不是刻意讚美，而是單純地看待身障者是一個擁有不同特質的「人」。身障者一樣有優點也有缺點，有專長也有不足，需要被看見的是鮮活的生命，而不再是被簡化的標籤。
-
作者簡介與作品發想
李欣怡，23歲失明後人生更精彩。得過兩屆模範母親以及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擔任廣播主持人及電視主播；擁有芳療師、調香師、健康管理師認證。現任紫色奇蹟芳療工作室主理，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講師。
「盲果戰隊一人一故事劇團」每次的公演都會收到99%的回饋：「你們看不見還可以演戲、唱歌、跳舞，真的好厲害。」特別是團中有位雙重障礙者，光站上台不需任何表演就可讓觀眾感動。原因是外顯的障礙已佔具觀眾的眼光。這就是社會框架給身障者貼上的殘缺標籤。這張標籤也許永遠都撕不掉，但期待大眾屏除看待弱勢者的僵化印象，從不同面相看待彼此的不同。
盲果戰隊一人一故事劇團